第740章 这辈子，值了！

王建军站在院子里，手中徙河来信被晚风吹得簌簌作响。

之前的画面在眼前清晰如昨——

不是万人撤离的宏大场面，而是那些细碎的、滚烫的人间片段。

他想起了陈老爷子。

那位失去三个儿子的倔老头。

八十多了，拄着拐杖守在门槛上，说死也要死在老宅里。

1976年，第三轮动员的最后一天，他第五次走进那个院子。

这次去，他没讲什么大道理，只是陪着老人坐在破败的小院里，听他说了一下午那些早逝的儿子。

说那些埋在矿下的岁月，说这老屋是他们家唯一的念想。

八十多岁的老人蜷在门槛上，身后堂屋里三张烈士证在昏暗中泛着微光。

“王主任，您回吧。”

老人的声音干涩：“我三个儿子都埋在这片地下，我得守着。”

王建军在他身边坐下，递过去一支“大前门”。

两人沉默地抽了半支烟，院子里只有鸡啄食的咯咯声。

“陈大爷。”

王建军终于开口，声音很轻：

“您大孙子在矿上下井，今年该评三级工了吧？

我听说他对象是县纺织厂的姑娘，人不错。”

老人握着烟的手顿了顿。

“二孙子在县中念书，班主任说他物理特别好，以后能考大学。”

王建军继续道，像在拉家常：

“小孙女经常帮她娘糊纸盒，一天能挣八毛钱，说攒钱给太爷爷买新棉袄。”

他转过头，看着老人浑浊的眼睛：“您要是真守着这老屋不走，万一……

我是说万一，屋子撑不住。

您大孙子和她对象之间的事情……

二孙子还能不能安心高考？小孙女攒的买棉袄钱，最后得换成什么？”

老人手里的烟掉在了地上。

他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只有肩膀开始剧烈颤抖。

最后，王建军只说了一句话：“陈大爷，您三个儿子是为建设国家没的。

今天我请您搬，是不想让更多爹娘，体会您当年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疼。”

老爷子浑浊的眼睛望着他，许久，长长叹了口气。

第二天天没亮，陈老爷子自己收拾了包袱——

三张烈士证用红布包着，一本泛黄的相册，几件换洗衣服。

临出门前，他在门槛上坐了很久，最后用枯瘦的手摸了摸门框上三道深浅不一的划痕。

那是三个儿子小时候量身高留下的。

六月底，十三万八千居民全部转移完毕。  老城空了。

7月27日深夜，王建军站在安置点瞭望台上，望着远处黑暗中沉寂的老城。

手里捏着一支没点的烟。

身后，万家灯火，隐约传来孩子的笑声、收音机里的戏曲声。

他知道，他改变了一切。

7月28日凌晨3时42分。

第一阵震波从地底深处传来时，王建军正在指挥部里。

他猛地睁开眼，听着远处轰鸣，感受着脚下大地野兽般的震颤。

二十二秒。漫长得像一个世纪。

天亮后，他第一批进入老城区。

目之所及，只剩一片望不到边的废墟。

那些他敲开过门的院落、那些他劝说过的老街坊的家、那些陈老爷子念叨了一下午的老屋……全塌了。

砖木结构的房屋像被一只巨手狠狠拍碎，只剩断壁残垣。

空气中弥漫着尘土和死亡的气息——

如果没有提前撤离，这里将是怎样的人间地狱？

同行的防化团长也是被眼前一幕惊得目瞪口呆。

他声音发颤道：“王主任……当时要是没搬出来……”

王建军没说话。

他深一脚浅一脚走进废墟，在一处倒塌的院墙前蹲下身，扒开碎砖——

下面压着半张全家福，玻璃碎了，但一家五口的笑容还在。

他小心翼翼把照片捡起来，擦干净，放进口袋。

身后传来脚步声。

徙河地委书记走到他身边，看着眼前的惨状，突然“扑通”一声跪下了。

他朝着废墟磕了三个头，然后转向王建军，又要磕。

“书记！您这是干什么！”

王建军赶紧扶住。

老书记满脸是泪，声音哽咽：

“王主任……我替徙河十三万八千人……谢谢您！谢谢您啊！”

那天，无数徙河人跪在废墟前痛哭。

但那是庆幸的哭，是后怕的哭——他们的亲人都在安置点，都活着。

消息传出，举国震动。

“徙河发生7.8级大地震，老城区夷为平地。

但由于提前预防性转移，十三万八千居民无一伤亡。”

这被称为人类防灾史上的奇迹。

震后检查重建以及调查，上面派出的联合调查组进驻徙河。

组里人员构成复杂，有穿军装的防化专家，有戴眼镜的地质工程师，也有面容严肃的纪律监察干部……

他们的工作细致到近乎苛刻。

不仅重新勘验了西山工事和徙河埋弹点，核对了每一页档案。

还走访了数百名干部、技术人员和普通群众，反复交叉印证。

质疑的声音并非没有，但最终的结论报告用词极其严谨、确凿：

“……经多方复核，徙河地区在震前同时面临‘战争遗留弹药泄露’与‘极端地质气象灾害’的双重重大风险。

事实清晰，证据链完整。

以王建军同志为主要提议和推动者的‘预防性综合避险方案’，研判精准，决策果断，执行有力。

该方案的成功实施，避免了特大复合型灾难的发生。

保障了十三万八千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其功绩与意义，已超越常规救灾范畴……”

报告最后着重强调：

“尤为重要的是，此次成功避险所保全的、数以万计的生命本身。

即是对决策正确性与必要性的最有力证明。”

1976年国庆前夕，一次小范围的特别授勋仪式在那里面举行。

当那位老人从托盘中拿起那枚沉甸甸的特等功勋章，仔细为他佩戴在胸前时。

王建军能清晰地感受到勋章冰冷的金属质感，以及其上承载的千钧重量。

老人握着他的手，手掌温暖而有力，目光在他脸上停留了片刻。

那目光里除了赞许，还有一种更深沉的、仿佛穿透时光的感慨。

“王建军同志！”

老人的声音沉稳有力：“你这又是立了一大功啊。

从南朝战场到现在，你总是能在关键时刻，顶得住，拿得下。”

这句话，让王建军心头微微一震。

他知道，老人话里所指的“南朝战场”，并非泛泛的参军经历。

而是指那份档案袋里记载的、导致“王建军”原本牺牲的绝密任务。

高层极少数知情人，是知道他这段“死而复生”且功勋被隐匿的历史的。

如今徙河之功，与昔日战场之功叠加，分量更是不同。

王建军挺直脊梁，声音清晰而坚定：“报告首长，这是我应该做的。

无论在哪里，穿着军装还是工装，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都是第一位的。”

“好，这个认识好。”

老人用力握了握他的手：

“国家不会忘记有功之臣。你的功劳，人民记着，组织记着。”

随后，那份由最高层核准、代表着最高级别认可与保障的特殊文件被郑重地交到他手中。

文件的措辞，在表彰其徙河功绩的同时，也隐含了对更早功勋的追认与总括性保障意味。

这并非封建时代的“丹书铁券”，而是一份共和国对其功勋儿女的庄严承诺。

象征着无可动摇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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